第7章无人机的“美好时代

　

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些不同的方面来总结人道一词之义。

马君武同样主张：欧美公德发达之原因，即欧美之人，不仅爱其一身一家之乐利，而爱公共乐利之故也。制定好的规则比单纯的道德教化，在当前社会更为紧迫。

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修身道德都是奴隶道德，进取心、积极性不够：论者动谓中国道德之发达，与公德虽阙如，而私德则颇完备，亦六（经）之所陈，百儒之所述，似于私德已发挥无余蕴矣。儒家的公天下可以称为家天下。众所周知，儒家道德实践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克私心，成就人的公心：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公德者何？对于社会上之德义是也。如陈来先生在评述刘师培时所指出的，这种公天下充其量只是拥有一种胸怀而已。

这一思路同样隐含在刘师培、马君武的论述中。之所以假公济私在承袭儒家传统的社会中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它其实原则上又为儒家的人性论所默许。(13)他大力宣扬帝王是承天命而治，大哉受命，钊至我圣(14)，并要求铭记皇帝的大恩，君父忧勤，臣子安乐，其永言哉!(15)这种特点，不仅与庄存与先后担任礼部侍郎、学政等显荣职位有关，同乾隆时期仍号称盛世尤大有关系。

时代在变易，各项制度也要随之相应改变，所以强调变革，强调改制。他是乾隆中期以后达到极盛的汉学阵营中的一员，所熟悉、所信服的是考订、训诂一类方法。意思是，上引这段话不是《春秋》一书中本有的内容，是董仲舒运用《春秋》大一统观点加以发挥的，在汉代产生了极大作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又认定历史是变易的，社会是进化的，从短时间范围言，可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

(17)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晚节则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

……彼孰不自以为择善者，讵揣量其知识之年及，匪唯谬于圣人，且不逮三子者万分一。(30)《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刘逢禄再次昌言春秋公羊学的基本观点：《春秋》的实质是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以俟后圣。

(二)孔广森：自立三科九旨，违背公羊义法 饶有兴趣的是，在庄存与完成《春秋正辞》之后不久，出现了孔广森所著《公羊通义》一书。陈立的《公羊义疏》用力勤而取材丰富，在清人的义疏中，论材料之丰富可称上选，但缺乏断制工夫，以致獭祭而无所适从，更谈不到‘集《公羊》之大成。《孔子改制考》于1897年撰成，次年刊行。传统典籍，如《周易》《诗经》《老子》等，都有值得关注的成果。

凌氏却一引《大戴礼》冬猎为狩之旧说，了无新义。如此立论，公羊学说必然失去其活力，陷于偏枯贫乏的境地。

所以他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大声疾呼了解外国，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大力介绍西方地理、历史、政体、科技知识，成为近代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15)《春秋正辞》内辞第三。

2、既然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已经包含这些重要的进化之理，那么现在实行变法也就完全正当了。何休注：……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时代主潮。譬如，他以突出的地位论述：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然则，庄存与之治学并未完全致力于公羊学，他除了撰成《春秋正辞》等书外，又撰有《周官记》《周官说》《毛诗说》，仍主古文经传之说。王氏笺：二王之后得改元，故不曰公之始年。

不行即位礼，不书‘即位。先秦儒学已开创了重视义理和重视考证两种优良传统。

(22)可见康有为三世说的要义有二：1、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当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是天下万国运行的普遍规律。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无正(按，指自隐公二年至十一年，《春秋》经文中均无正月字样)，隐不自正，国以无正也。

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统治集团还能控制局面。而去掉了发挥改制以《春秋》作新王这些道理和引申的说法，公羊学就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躯壳。

二，唯《公羊传》得孔子真传，其后董仲舒对阐扬孔子学说立了大功。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⑩。执一者不知问，无权者不能应。

……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其一，深刻认识公羊历史阐释学何以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其根源在于所阐释的经典具有宝贵价值和精深的内涵，其基本命题与民族的历史走向关系极大，因而阐释的成果能产生强烈的反响。

这些论述表明了刘逢禄的深刻洞察力，堪称继绝起废，而且强调这是被埋没的儒学正统，大大提高了公羊学说的地位。

不先自正，则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见一统之义，而三统乃存矣。《公羊传》又说：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

其论云：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详略之文。首先，说明在考证学极盛的风气下，已经孕育着它的对立物——重视观点辨析、重视哲理探索学术路数的出现。如是则《公羊》与《榖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指明孔广森的错误，堵住了混淆公羊家法、抽掉公羊学灵魂的歧路，指出了继起的学者应该遵循的方向，这对于清代公羊学的发展实具有关键的意义。对于并不明白的东西，就先予以保留。

何休注：河阳，冬，言狩获麟。鲁隐公元年是传、注、笺的开篇，一开始就表明与公羊家法相乖违。

不过，到乾隆中叶已达极盛的考证学不会骤歇，仍然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他选择了一项对自己并不适合的课题——公羊学，他认定的努力方向是要纠正何休的缺漏，在今文、古文中求折衷。

他告诫人们对于文献和历史知识，绝对不能凭主观臆测，而应该多闻多见多识，虚心地、广泛地学习，然后慎重地选择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不但如此，由于公羊学说独特的哲学内涵、历代出色的公羊学家理论创造精神和这一学说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它无疑又能为展现中华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提供一个优质富矿，值得我们大力发掘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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